绪 论

——从中华姓氏文化研究谈《安徽孙氏志》编撰

翁 飞

《安徽孙氏志》

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五千多年以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有了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代延续。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最初，姓是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本意是女人生的子女。在上古时代，人类还处于母系社会，实行群婚制，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不能确定，只能按母系来确定人的血缘身份和氏族归属。姓的不同表示着拥有不同的女性祖先。我国第一部解说汉字原始形体及字源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的、东汉学者许慎（约公元58—147年）解释道：“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认为使始祖母受孕生子就是“感天”的结果，于是出现了姓。“姓”字由“女”和“生”组成，人是母亲生的，故姓字为女旁。最早的姓，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是因为在母系社会，氏族成员进行族外群婚制：各氏族间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禁婚。子女归母亲一方，所以以母亲为姓。古文献中所见到的最古老的一批“姓”，大都带有“女”字。宋代学者郑樵（1104—1162年）在《通志·氏族略序》评述：“女生为姓，故姓字多从女，如姬、姜、赢、姒、妨、嫪之类是也。” 姓又可作为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于是有了标志姓氏的图腾。据文献记载，最早使用姓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

郑樵：《通志·氏族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后期，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掌握了社会财富，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于是，在姓的基础上分化出来了氏。“氏”是由“姓”衍生出来的氏族分支，我国最早的一些“氏”，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伏羲氏(渔猎烹饪)、神农氏(农耕兴起)等，都是在父系氏族形成阶段出现过的最有名的“氏”，表明了远古时期人类以氏族的集体力量征服自然的时代特征。

从姓氏文化的渊源看，距今大约5000多年前的伏羲氏，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相传伏羲氏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八卦占卜，构建“天人和谐”；创造文字，结束“结绳记事”；教人结网捕鱼，畜牧烹饪；制造武器，用于围猎和战斗。同时，自伏羲氏开始“正姓氏，别婚姻”，即实行男女对偶婚制，防止乱伦和近亲结婚。他姓“风”，因此“风”成为中华第一个姓，伏羲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始有姓的男子。

伏羲氏（风姓）

姓改为从父，氏反而多为女子家族所用。这可能是后人出于对父系社会首领崇高地位的追称，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从而成为巩固氏族成员联系的纽带。再往后，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统治者又采用了“赐土以命氏”的国家治理方法。这时出现的“氏”表明：人类历史的脚步迈进了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从夏朝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这一时期，氏是达官贵人家族用以标志宗法身份的专称。氏的主要作用在于区别身份的贵贱，以示和平民百姓的区别。在人类文明社会之初，氏是带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阶级烙印的。

于是，在夏、商、周，也就是先秦时代，人们有姓也有氏。“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氏是贵族男子的专称。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姓和氏的含义是不同的，“姓”主要是为了区分氏族，避免同姓结婚；“氏”主要是为了区分身份贵贱。尊贵的人有姓有氏，低贱的人有姓无氏。在先秦，成语“无名小辈”的“名”，其实就是“氏”的意思；而贵族、统治者就不同了，如黄帝，姓公孙，生于轩辕之丘，故称为轩辕氏。这时期“男子称氏，妇人称姓”。男子名前冠的不是姓而是氏，如屈原和商鞅，他们并不姓“屈”和“商”，屈和商只是他们的氏。实际上屈原是楚国公族，姓芈；商鞅是卫国公族，姓姬。

在父系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出嫁的，她们有明确的姓，以避免违反同姓通婚的禁忌。嫁到夫家后，她们的姓就排在夫姓之后，如母家王姓女子嫁给夫家张姓男子，即称为“张王氏”（亦可简称“王氏”）。这就是说，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我们华夏祖先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繁衍不利。如《左传》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姓通婚,子孙不会蕃息。《国语》也说:“娶妻避同姓,畏乱灾也。”（《国语》卷十，《晋语》）后来的儒家，用伦理观念阐释了这条规律。

如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记述：“三代之前(即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姓氏一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之后，经历了春秋战国，姓与氏逐渐合一；秦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大帝国，中华民族实现了第一次大统一，姓和氏不再区分，统统作为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到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

从全球历史的视野来看，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但是世界上许多古老的姓氏，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匿迹了。而中国的姓氏文化则历经了五千年之久，始终延续和发展着。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家国同构”、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的鲜明特色。我们“天下一统”的伟大祖国，正是在千万个家族、亿万个家庭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的伦理价值观念，使得我们的国家成为历经五千年而唯一延绵不绝、傲立于世界的文明古国。家族，就是我们国家最基层、最基本的细胞。千千万万个家族汇聚、组成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而姓氏，则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家族观念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它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印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同化和国家统一上起到了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正因为血缘家族在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宗族和姓氏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谱牒学，就应运而生，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进，成为当代姓氏文化研究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谱牒学以族谱为主要研究对象，族谱是以家庭、家族、宗族的姓氏世系为线索的历史文献。中国谱牒，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相当成熟。随着国家的诞生，王位与爵位世袭制的确立,特别是商末周初宗法制度的形成,人们对姓氏、宗族、世系的区分更加严格，婚姻、名位、权势等都与姓氏、辈份密切相关。如屈原任三闾大夫时,就曾“序其谱属”,“掌王族三姓”。《史记》里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等,实际就是帝王世系的族谱；但先秦纯粹的谱牒文献大多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和《世本》。

郑樵认为后世“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二书皆本《左传》”（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世本》记述了黄帝到春秋时的族系姓氏,但不知成书于何时,西汉末年经过刘向整理,著录在《六艺略》中。西汉的姓氏学著述，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和颖川太守卿氏《万姓谱》等,但都失传。

东汉后期,门阀士族开始形成。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最早的门阀可以追溯到夏朝帝胄廖氏（其封邑古蓼国一直绵延至春秋），以及春秋时期的晋国六卿：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赵韩魏三氏后来演出了“三家分晋”）。西汉时期，随着土地兼并加剧，涌现出许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日益成熟，为门阀士族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西汉王朝所实行的察举制度和太学制度，使地主阶级入仕做官的门径比过去宽广多了；尤其是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朝廷以儒家的经籍、礼法（或曰“德行”）取士逐渐成为定制。于是一部分地主豪族成员便与儒术礼法结合起来，通过“明经修行”，就可以累世做官。经济成为这些家族世代研究的家学，礼法也成为家族世代承袭的家风。这种世袭为官的门阀，到东汉中叶开始更加普遍。从而形成门阀士族。如弘农杨震一家，以习欧阳《尚书》四世皆为三公；汝南袁氏一家，以习孟氏《易》四世有五公；在地方上，也有一批世代为州郡县僚佐、牢牢控制地方政治的基层门阀。

但在西汉时期，人们对于姓氏问题还没有太多的。西汉人总体上缺乏父系祖先意识，极少有人能说清自己祖先的名讳，更不知其来历。开国皇帝刘邦连自己父亲的名字也说不清，只呼之为“太公”，以致司马迁也无法确知其名讳，后人更是异说纷纭了。（参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及索隐引皇甫谧、王符说）至于其祖父以上的名讳，就更茫然无知了。因而，刘邦只在其父死后为他立了“太上皇庙”，不像后代开国君主那样动辄为祖先立“七庙”或“九庙”。同样，《汉书》列传中几乎未记载传主祖先的姓名与来历，传记开头的基本格式是“人名、字＋籍贯”。显然有别于魏晋以后创作的传记，后者动辄开列出数世祖先的名讳。

而从东汉中后期起，很多儒生开始关心各自姓氏的来历。桓帝以后的碑文上常常有这类文字，如延熹八年（165年）的鲜于璜碑、 建宁元年（168年）的张寿碑、卫方碑、约同时期的杨震碑等。引起世人对姓氏问题研究热的主要原因，在于东汉时期的官吏选举极其“重阀阅”，将姓氏与出身、声望、仕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于是，这些门阀士族——世家豪族，为了保持宗族的纯洁性,保持家族的长盛不衰,显扬祖先的荣耀,为进入统治阶级提供必要依据,对族系、宗谱、氏姓编纂异常关心。他们“赞圣贤之后,班族类之祖,言氏姓之出。”（王符：《志氏姓》）王符《志氏姓》、应劭《姓氏篇》等姓氏研究著作,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

在古代文献中，姓氏与谱牒是没有严格区分的，姓氏类著作基本属于谱牒内容。《•世本•氏姓篇》之后，西汉有史游所著的《急就篇》，东汉初有班固的《白虎通•姓名篇》，而以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和应劭的《风俗通义•姓氏篇》，最有代表性。

从现有的文献看，王符的《志氏姓》收录在其所著《潜夫论》卷九，是两汉时期谱牒学的重要著作；该篇系统记述了姓氏的起源及发展流变，也是继《世本》之后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备的一篇姓氏研究著作。后代姓氏之书多以韵或部首分纲别类，而在此篇中，王符论述的伏羲、炎帝、黄帝、撷项、尧、舜、宋、周、鲁、卫、晋、韩、魏 、郑、吴以及各国大夫、各种古姓的姓氏系统，是依据帝王、诸侯、大夫及古代其他旧姓的次序进行排列的，从而构建了“姓氏” 传承的谱系，这种排列方法更合乎姓氏本身的性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更可贵的是，王符意识到了姓氏在演变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的影响等错综复杂性，指出存在“有同祖而异姓，有同姓而异祖。亦有杂厝，变而相入，或从母姓，或避怨仇”的种种现象，这一观点是极其精辟的。篇中对古代姓氏源流的勘定虽不无疏漏 ,但并不影响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继王符《志氏姓》之后，有六朝何承天《姓苑》、贾执《姓氏英贤传》、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宋代邵思《姓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罗泌《路史》、郑樵《通志•氏族略》、王应麟《姓氏急就篇》、明代陈士元《姓麟》、凌迪知《万姓统谱》、清代张澍《姓氏寻源》、陈廷炜 《姓氏考略》、黄本骥 《姓氏解纷》、嵇環，刘墉 《续通志•氏族略》、梁玉绳《古今人表考》等，上述这些姓氏著作，绝大多数对《志氏姓》内容均有引用。历代学者对于《志氏姓》的重视，意味着作为一家之言的《志氏姓》，在关于姓氏流传演变方面的记载确有着弥足珍贵的重要价值。

同时期的另一篇代表作《姓氏篇》，是东汉末年学者应劭所著《风俗通》（按：今本作《风俗通义》）中的一篇，引用前代典籍,记载了东汉以前姓氏望族的来源和各姓氏的著名人物；所辑录的姓氏约500个。从宋代《姓解》、《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书辩证》、《广韵》、《急就章补注》,以及明嘉靖间《姓解》等引文可以看出：《 姓氏篇》至少在北宋还是完整的，大概到南宋, 由于靖康之乱成为残本, 明代之后全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0子部杂家类中说明:“宋陈彭年等修《广韵》、王应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风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犹存,今本无之,不知何时散佚。” 清代学者孙星衍在为其侄儿兼门生孙冯翼辑《 世本》所写《序》中推论：“古书至南宋，亡佚最多，况氏族之书，尤为下品寒门所嫉妒。如今《风俗通》。独阙《氏族》一篇”。

正因为《姓氏篇》在姓氏源流上的重要价值，清代学者先后有五种辑本问世：（1）《四库全书》辑本,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三子部杂家类《风俗通义十卷》附录一卷记载,“其姓氏一篇,自宋已佚,然散见永乐大典中,今裒为一篇,附录于末。”（《四库全书》在《风俗通》卷外附有《姓氏篇》1卷，但台湾影印的文渊阁藏本未见收录,其他藏本无法看到,难知其貌）。（2）钱大昕辑本，题作《氏姓篇》,共辑录姓氏347个,其中单姓氏265个,复姓氏82个,以韵为序,先单姓,后复姓,皆注引文出处（收在卢文《群书拾补》、《丛书集成初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内）。（3）清顾檩三辑本《姓氏篇》,不分卷,共有姓氏332个,其中单姓氏294个,复姓氏38个,单姓复姓相间,依《广韵》韵目排列,皆注引文出处。顾本释文简略,或云某氏,或径直而引姓氏释文,不够严谨（收在其弟子翁长森(铁梅)辑、蒋国榜校印的《金陵丛书》丙集卷五,上元蒋氏慎修书屋民国初年刊印,另收录在《丛书集成续编》第88册）。（4）张澍辑本《姓氏篇》,分上下两篇,平声为上篇,上去入声为下篇,共收有姓氏478个,其中单姓氏347,复姓氏131,以《广韵》韵目为序排列,一般同一韵部先单姓,后复姓,皆注引文出处（枣花书屋道光刻本,收在《二酉堂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5）姚东升辑本《风俗通姓氏篇佚文》（收在《佚书拾存》第六册、又在殷梦霞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古籍佚书拾存》中）。

此后，民国及当代学者又有三种版本：（1）陈汉章《风俗通姓氏篇校补》（民国二十五年(1936)刊印）；（2）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3）赵弘《风俗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之一）。

清代学者的辑本，以张澍为最优，辑本的最大特点,是释文比较详实完备,每姓之下皆加按注,订正原文失误,材料丰富,引文较多。收录的姓氏也多达478个。张澍博闻强记，引文常凭记忆为之,不核原卷,时有张冠李戴时之误。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清代杰出的学术大师和姓氏学大家。在姓氏学方面，张澍先后撰写了《姓氏五书》、《姓韵》、《辽金元三史姓氏录》、《姓氏寻源》、《姓氏考辩》及《西夏姓氏录》。《清史·文苑列传》中对《姓氏五书》评价非常高，认为《姓氏五书》是一门绝学。《姓韵》是一部有关姓氏的词典，收录了从远古黄帝到当时的所有姓氏，不分贵贱，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予以收录，共达5129个。张澍同乡好友、甘肃学者邢澍在《两汉稀姓录序》一文中,称赞张澍所辑《姓氏篇》：“颇详于掌故”。 清代蒋国榜在《补辑风俗通义佚文跋》对清代《姓氏篇》辑本评述曰：“应氏之书博综先秦古籍,为艺林瑰宝,其零章断句,散见于他书者甚多。张氏澍有补辑《姓氏篇》一卷,钱氏大昕辑本刻入《群书拾补》中,先生卢牟队文,甄采琐义,其用力可谓勤矣。” 可谓一语中的。

当代学者王利器辑本，共收有姓氏520个，其中单姓氏359个,复姓氏161个,依次以韵为序排列,单姓复姓相间,不分先后,皆注引文出处。王本是辑录汉代姓氏最多的本子,校勘精严,有些姓氏据多家引本汇纂而成,个别按语对钱本、顾本、张本略作说明,文字简练得当。体现出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门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这种选举制度形式上是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根据家世才德，把人才分为九个等级，推选官员。但实际上以家族为基础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完全垄断了选举权。结果选官只论家世出身，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德无才，总是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受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总是被列为下品，即便入仕，也只可就任士族不屑为的卑浊之职，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于是，九品中正制反过来又巩固并发展了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在本乡本土控制权力，其强宗豪族的联合势力，又能左右朝政，皇室不得不与它们“共天下”。朝廷法令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免役等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士庶之间，实自天隔”，“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姻。如有士族中人与庶族结为姻亲，或者就任一般由庶族中人出仕的卑浊之职，会被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并因此而受到排挤。

如果说王符、应劭的姓氏著作，还只是私家著述；那么到了魏晋以后，则产生了大量的官方姓氏学。郑樵在《通志·氏族略·氏族序》中说：

“自隋唐而上，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於簿状，家之婚姻必由於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於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谧，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

由此可见，从魏晋直到唐代，记载门阀士族族系的谱牒、簿状，是得到政府承认并在法律上有效的，而且也是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其作用就在于维护“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门阀制度。西晋初，鉴于汉代末年丧礼混乱，谱法亡失很多，即使子孙也不能了解他们的先祖，谱学家挚虞便撰写《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献。《晋书》记载：“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他自认为足以备事致用，对增广见闻有益，却因擅定品秩违背法制，遭到司徒的弹劾，但晋武帝司马炎下诏原谅了他。

东晋南朝期间，最重要的官方姓氏书籍，首推贾弼的《姓氏簿状》：“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漏，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南史》卷59《王僧孺传》）这份簿状，作为官修的《十八州士族谱》，是专门著录跟随司马氏南渡的“大品”——官僚、贵族姓氏的，并作为官方档案收藏宫中，“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它既是提拔官员的重要依据；也是官员门阀士族地位高低的明证。贾弼、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代世传谱学，称为“贾学”，贾氏另有《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到南朝梁武帝，下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王僧孺“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南史》卷59《王僧孺传》），撰成《百家谱集钞》、《东南谱集钞》。他和门人的谱学，称为“王学”。北朝的官修姓氏书，在选拔官员、辨别氏族高下等方面，也一如东晋南朝。如北魏“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氏族高下”（《魏书》卷133《官氏志》）。

当时在门阀士族集团中，不同的宗族也高下不一。唐代柳芳的《氏族论》，说南北朝的世家大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

至于由晋室南渡带来的所谓“郡姓”、“四姓”（即琅玡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完全是“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别贵姓，分士庶，习俗既久，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可易也”。

由“郡姓”又带出“郡望”。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郡”是行政区，“望”是名门望族，“郡望”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魏晋时期，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时称“士族”、“右姓”等，最有名的就是“王谢袁萧”——琅玡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四大家族，他们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一般由家族领袖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一个郡可以有多个望族。到隋唐时期，又在我国北方形成了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大郡望”。一般姓氏，也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和“旁系”。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也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门阀制度不仅在不同的宗族之间区别高低贵贱，在各个高门士族内部，同样也有尊卑上下之分。门阀士族都是大族强宗，往往拥有众多的宗族成员，分别属于许多支派和家庭。族内官职最高、财富最多的显贵人物成为首领，他们凭借财富和权势控制宗族，处于宗族家长的地位。此外，门阀士族的首领又通过招诱、逼迫等手段收纳门生，庇护逃亡者，并把许多农民当做自己的“荫户”、“附户”、“宾客”、“部曲”，对他们具有号令不二的权力，平时榨取其劳动力，战乱时又将其同宗族子弟一起编为家兵，体现了十分严重的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感叹：“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道出了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座次亦明确有别。比如讲究“门第”。“第”：指直接面向大街开的院门，它的规格、品级也有严格规定，这是古代身份地位高尚的标志，显示出家族背景、地位贵贱。这种以“地望”、“门第”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因而，谱牒与门阀制度倍受后人诟病。

这样一种门阀士族制度盛行，必然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郡望，愈会尾大不掉，糜烂地方。他们既勾连又争斗，极易造成地方割据势力；加以在选官制度上的家族世袭，成员不断进入朝廷上层，对时局起着主导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大部分时期连皇权都得避让三分，东晋甚至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门阀士族却屹立不倒，可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对中央集权的皇权政治形成了严重威胁。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叛乱，在混战中形成了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八柱国，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在关中打出一片天地，随后又重用并团结汉人士族，形成了“关陇集团”这一强有力的门阀士族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政权的统治基础。

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隋文帝采取了“罢外选”的措施，用科举制代替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把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唐玄宗时任礼部员外郎的史学家沈既济曾经评价说：“按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及年代久远，讹失滋深。至於齐、隋，不胜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请讬。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於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杜佑《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议）可惜隋朝国祚甚短，门阀制度与姓氏郡望依然起着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隋末群雄混战时，杨玄感、李密与李渊等所以能振臂一呼，应者如云。也是因为他们都是“上柱国”之后，本身就是门阀豪强。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所用的宰相杨恭仁、宇文士及、封德彝、萧瑀、陈叔达等人，是清一色的门阀士族，而且大部分是原关陇贵族。当时国家初定，如果没有门阀士族的支持，统治很难有稳定下来。但这种行为无异于双刃剑，既然依靠门阀士族稳定统治，就得让渡部分皇权作为交换。而过度让出权力，是不利于封建集权统治的。没有一个皇帝愿意坐看门阀士族壮大。

李世民修《氏族志》，武则天订《姓氏录》，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行的。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关陇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李唐起自关中，唐初关陇集团消失；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也已经没落。而以崔、卢、郑、李、王、谢等大姓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战争打击，但根深蒂固，仍很有势力。连唐太宗的股肱大臣房玄龄、魏徵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山东士族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皇族之上。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谈到门阀士族“卖婚”现象时，因“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遂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普责天下谱谍，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旧唐书·高士廉传》），以“刊定姓氏”。意图打破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

贞观十二年（638年），高士廉等撰成《氏族志》一百三十卷初稿,进呈御览。但他显然没有理解李世民的意图。初稿中将仅仅是四品官员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位列第一。因为博陵崔氏是山东士族大家，世代显赫，北方“崔卢李郑”，按传统应该位居第一。唐太宗对此稿十分重视,亲自审阅,当他看到把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大为不满，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又继续批评说:“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只是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因此,他命高士廉等再次重新修改《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于是高士廉等人根据唐太宗以“尚官”为原则的明确指示,重新进行修订,这次新修的《氏族志》,以关陇皇族、世族为第一等；外戚和代北世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和江左世族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638)春正月,《氏族志》最后定稿,“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姓分九等,共计百卷,唐太宗下令颁行天下。

但这部贞观《氏族志》仍然比较折中，第三等姓氏，崔卢李郑、王谢袁萧等豪族不管有无当朝官职，仍名列前茅。毕竟当时门阀士族的影响仍然很深，证明李世民对士族还有所顾忌。还必须指出：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只是代替魏晋以来“尚姓”的修谱标准，并没有否定门阀观念，而是更多侧重扶持统治集团，调和其与门阀间鸿沟，以期保持大体平衡。

然而通过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士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剩下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并为30年后颁布《姓氏录》，彻底否定传统的门阀制度打下基础。

到高宗朝武则天当政时期，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武则天之父武士彟（yuē）曾作过木材商，虽系太原元从，亦无资格跻身于贞观《氏族志》高门之列。武则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李义府的家族也未被录于《氏族志》中。武氏集团的社会声望并不高，而武则天以内宠掌握朝政本不合封建礼教，关陇集团出于对李唐王朝正统的维护当然不支持她当政，更不会拥戴她取李唐而代之。这样，提高自己及武氏集团成员的社会地位，重新组织统治集团骨干队伍，就成了把持朝政后的武则天为巩固地位，所急于完成的两大政治任务。

显庆元年（656年）后，武则天陆续杀戮、贬黜了一大批李唐皇族和不肯投附自己的关陇集团大臣，大力拔擢出身较低层或投靠武氏集团的人任要职。根据武则天指示，其心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上表唐高宗，要求重修《氏族志》。这次重修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其一：在王皇后与武则天争夺皇后位置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贵族集团坚决反对册立武则天，其中一条理由便是，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豪门大族；而武氏为文水小姓，《氏族志》不叙其郡望。婚姻的垄断一直是门阀士族所恪守的，但这种郡望本位主义既是皇帝李治所反对的，也是武则天所厌恶的。

其二：许敬宗、李义府二人均为寒门庶族，《氏族志》也不可能有二人姓氏，二人虽声名不佳，但均是善于钻营的聪明人。像他们这样的精明之人尚且无法进入帝国高层，其他富有才干而门第不高的老实人，被埋没的绝不在少数，重修《氏族志》也代表了寒门庶族的心愿。

武则天画像

所以，唐高宗李治一方面顺遂了武则天的心愿，另一方面也完成了父亲未竟之志。他在显庆初年命令礼部侍郎孔志、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元道、太常卿吕才等十二人重修《氏族志》，改名为《姓氏录》。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新谱修成，名为《姓氏录》，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高宗亲自撰写书序，说明体例。《姓氏录》仍以现任官职高低为划分等级的标准，“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据《新唐书》记载）因此，它收录的姓氏少于《氏族志》。

在新修的《姓氏录》中，不仅当时五品以上职事官得以录入，就是兵卒中以军功获五品以上勋官者也谱中有名，而旧士族未在当朝任五品以上者，均被摒弃于外，包括传统的崔卢李郑王谢等大姓一概不论；皇后武则天家族与李唐皇族并列为第一等，许敬宗与李义府因是宰相名列第二等。

《姓氏录》颁布后，舆论哗然，许多士人将其贬称为“勋格”（即按功勋定姓氏品级），以被录入为耻。为使《姓氏录》真正取代《氏族志》，李义府又奏请将原存于各地官府中的贞观《氏族志》全部收回并焚毁。此举，在官方法令上确定了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自东汉以来兴盛七百余年的门阀士族不再有生存土壤，退出了历史舞台。

随着门阀制度在唐代的瓦解，姓氏之间的等第不复存在，反映在姓氏书籍的编纂上，便是改以字韵为序进行编排。唐宪宗元和年间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是这类转型姓氏书的代表。该书以皇族李姓为首，以下各姓均按唐韵206部排列，共收录姓氏1232个。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姓氏著作：承前，是指它征引前代姓氏著作广博：“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頼其征引，亦皆班班可见。”（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子部十一·元和姓纂十卷） 启后，是指后人研究者，皆将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基础。如郑樵撰《通志·氏族略》就多从中取材。

唐林宝编：《元和姓纂》

宋代是姓氏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姓氏谱牒著作的修纂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经历了唐末五代十国的战乱，北宋承平后，义理之学兴盛，宋代史学特别是考证学空前繁荣，受这一潮流影响，学者也开始较多姓氏研究，有关姓氏谱牒问题的探讨出现在各类著作中。即以这个时期的韵书、地理著作而论，就包括了相当多的姓氏学内容，如北宋真宗年间陈彭年等人纂修的《广韵》，仍沿袭《唐韵》中有关姓氏的内容，在每姓之下注明了汉姓、虏姓及其源流。又如乐史等编纂的大型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也增加了“姓氏”一项，将历代郡姓以及等第，作为地方人文地理的重要内容，详列于州府建置沿革、府境、户口之后。此外，洪迈撰《容斋三笔》，卷二《汉人希姓》一节即专门辑录“两《汉书》所载人姓氏，有后世不著见者甚多，漫纪于此，以助氏族书之脱遗”。谢维新(字去咎)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其《续集》即为《氏族》、《姓名》、《家世》、《类姓》诸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四十五《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提要)。

宋代姓氏谱牒之学发展的突出表现，还在于一大批姓氏谱牒类著作的问世，其不乏当世名儒，据《通志·艺文略》、《玉海》卷五○《谱牒》、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谱牒类》、《宋史》二○四《艺文志》等有关记载，宋代姓氏谱牒类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类：

1.名人名族家谱：如苏洵《苏氏族谱》一卷，司马光《臣寮家谱》一卷，曾肇《曾氏谱图》一卷等20种。此外，还有百家通谱性质的谱书5种，而欧阳修、吕夏卿等编纂的专门记录唐三百年间宰相家族之世系渊源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视为此类著作中的最重要成果。

2.宋皇室及历代宗室谱系类著作：主要有丁维皋撰《皇朝百族谱》四卷；宋敏求《韵类次宗室谱》五十卷，司马光《宗室世表》三卷；《宋玉牒》三十三卷等17种；吴达老撰《帝王系谱》一卷（内容自汉迄五代后周显德年间，每代皆有简要评语）；孔宗翰修《阙里世系》（“阙里”指孔子故里，“世系”指家族世代相承的系统）一卷。

3.专门的姓氏学著作：如北宋邵思的《姓解》（用文字偏旁分类法，分170门，收录2568姓）；《宋史·艺文志》史部谱牒类著录《千姓编》一卷，以撮取千姓而得名（卷末云：“嘉佑八年（1063年）采真子记”）；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黄邦先、宋显撰《群史姓纂韵谱》六卷；徐筠《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南宋嘉定己巳（1209年）由章定所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列1189姓（其中单姓1121，复姓68），按韵排纂，先叙述源流，再列历代名人言行，记述颇详）；郑樵《通志·氏族略》六卷等10余种，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六卷等。

其中，郑樵《通志·氏族略》、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王应麟《姓氏急救篇》是突出的代表。

王应麟《姓氏急救篇》

《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由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其中第一略即《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该书参阅《元和姓纂》，将姓氏以其起源分为32类，缀以总论，附以四声，并列举姓氏混淆实例13种，旁征博引，考释甚详。尤其是总论13篇，对姓氏作了系统的学术探讨，对中国姓氏源流、氏族分合及世系衍派均有较详尽的论述。如他归纳姓氏的来源有：以国为氏、以郡国为氏、以邑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以字为氏、以名为氏、以次为氏、以族为氏、以官位为氏、以爵为氏、以凶德为氏、以吉德为氏、以技为氏、以事为氏、以谥为氏等等。在中国姓氏学研究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凡研讨姓氏文化者均以其为发凡起例之蓝本。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在《氏族志》中记载了少数民族的复姓、三字姓、四字姓；对同名、避讳、改氏、省文等姓名现象，也有讨论。不愧是中国姓氏学大师。

《古今姓氏书辩证》40卷，邓名世撰，其子邓椿年续成（以下简称《辩证》）。邓名世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字元亚。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南宋著名学者，累官著作佐郎，著有《卜世大宝龟》、《伊周素蕴》、《太平策要》等二百余篇，在姓氏考证上成就尤高。

《古今姓氏书辩证》

《辩证》一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也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的又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一高氏），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他对修书持严谨态度和严格标准，强调“姓氏之书不可误，误则子孙失其祖，而后世秉笔者无所据依”(《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六陈氏)。至于《辩证》的撰著过程、卷数、版本以及流传情况，颇为复杂，据邓名世之子邓椿年乾道四年(1168)所作《辩证·序》记述：

“先君太史公生平留意姓氏之学，虽饮食梦寐弗置也。尤喜称道名公卿大夫家人物之盛，勋业之懿，以诏子弟。故《古今姓氏书辩证》凡三本焉。其五卷者，成书于宣、政之间。时讳学史，方贫贱中，无书检阅，阙文甚多。其十四卷者，后稍铨次增补之，盖成书于建炎之初。是时晦迹穷山，携幼避地无虚辰，昨给礼上于法宫者是也。然居怀未满之意。其后蒙恩，备数太史之属者八年，始尽得铨曹命官脚色册、乌府班簿，括次序之，稍稍备矣。绍兴辛酉冬，放归山樊，家书稍备。会韩衢州美成同寓临川，借其家藏《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稽考参订之。及将易箦，谓椿年曰：‘姓氏未成全书，死不瞑目。’……椿年既得是语，乃尽裒手泽遗编断稿，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状、墓志，订证次序之，厘为四十卷，即此本也……。”

据此，《辩证》在编撰过程中，先后有5卷、14卷、40卷三种版本。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书长于辨论。大抵以《左传》、《国语》为主，自《风俗通》以下，各采其是从之，而于《元和姓纂》抉择独详。又以《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二书互为参校，亦往往足备史传之阙。盖始于政宣而成于绍兴之中年者，父子相继，以就是编，故较他姓氏书特为精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35子部45类书类一39部）朱熹之父朱松与邓名世同朝为著作郎，对其学识甚为服膺。故朱熹在《朱子语类》盛赞这位父执辈“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撰《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嵇璜、曹仁虎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多据《辩证》以补充。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林宝《元和姓纂》、郑樵《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宋代姓氏学的殿军人物应推王应麟。王应麟 （1223年—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博学多才，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闭门谢客，著书立说。著有《三字经》、《困学纪闻》、《小学绀珠》、《玉海》、《通鉴答问》、《深宁集》、《诗地理考》等。四库馆臣称：“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困学纪闻》提要）

王应麟编：《玉海》204卷

如同宋代众多学者一样，王应麟极为重视姓氏谱牒之学。其大型类书《玉海》卷五十即为 《谱牒》，从“黄帝二十五宗 ”一直叙述到宋代郑樵的《氏族志》，除记录各大世系外，对种类繁多的姓氏书的、所录姓氏数目、结构编排、成书经过等，都作了翔实的记录和统计，间或夹杂中肯的评语。卷五十一《玉牒图谱》，记录了汉唐以来的帝王谱系书籍。王应麟的另外一部类书《小学绀珠》，卷五、卷六记录历代圣贤名臣姓名，卷七专门为 《氏族类》，该类以数目为纲，从“黄帝十二姓”开始，记录了诸如“八元”、“殷民六族”、“鲁三桓”、“晋六族”等常识性称谓，并且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如在 “四李杜”条目下 ，就记录了“李固、杜乔 ；李云、杜众 ；李膺、杜密 (后汉)；李白、杜甫”共四组人名。此外，王应麟还作《急就篇补注》，对汉代史游的识字书《急就篇》 在颜师古注的基础上进行补注，对于占该书近四分之一的姓氏部分，王应麟或补姓氏来源，或增历代人名，考据掌故，厘定音形，尤为详核。正是因为王应麟博洽的知识和对姓氏谱牒长期的和研究，才有了作为宋代姓氏学压轴之作的《姓氏急就篇》的问世。

姓氏谱牒之学，源远流长，历朝历代姓氏书、谱牒书，层层累叠，卷帙浩繁。作为一门学科，姓氏学既需要深入研究的著作，也需要面向社会的普及教材。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就是一部儿童识字普及课本，全书三部分，第一部分即介绍“姓氏名字”，400多字包括约130个姓；并以三言句陈说姓名，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朱交便，孔何伤，师猛虎，石敢当……姓名讫，请言物。”

王应麟才思敏捷、学问淹博，所撰《玉海》二百卷，囊括当时科举考试所需的各类知识；考据性笔记《困学纪闻》以考证为特色，居“宋代三大笔记”之首（按：另两部是《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蒙学著作《三字经》更是流传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因此，他仿史游《急就篇》体例编撰的《姓氏急就篇》，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姓氏普及教材中出色的一部。全篇2427字，正文收录姓氏2095个，加上在注释中夹增的姓氏，共约2300个，容量适度而全面，内容精审而严谨。他以韵文的形式编排姓氏，有七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但基本结构相同，都是在某一句之后，逐字介绍该姓氏的由来，且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姓氏急就篇》在姓氏编排上体系完整，自成一格。在王应麟之前，郑樵认为，古来姓氏书的编纂，主要有论声、论字、论地望三种方法，而三种方法都各有局限，无关姓氏研究本质，所以他坚持将各姓氏按照上古“得姓受氏”的缘由，分为32个类型，来编排姓氏书；固然有助于姓氏研究的考证，但也存在过于重视得姓受氏源头，而对于姓氏在汉唐以后的孳乳和变异等不够，导致姓氏的划分“多挂漏”的弊端(《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通志》条 )。而王应麟则大胆地采用了另外一种编排方式，如同史游《急就篇》将汉字按所属意思 “分别部居不杂厕”一样 ，王应麟也尝试把姓氏当成名物来胪列。如植物举 “林樊乔木口枚条，柏槐梧杞棘栩椒，竹柳杨柘桑枞樱，枣甘杏栗梅李桃 ” ，举动物则 “骑马骓骊骐骆驹，馯駟圉栈驰骇驺。犁牛特肇牢牧俱，啖啮羊彘屠奚辜。豹鹿麋麋猛虎狐，彪熊犴狸猫貂狼 ”等（按：以上各字均为姓）。按此原则，王应麟在全文中依次涉及“家世 、朝代、五经、诸子、名臣、衣饰、金属器物、交通工具、建筑、集市、学校 、财政 、堪舆、人体器官、起居器物、戏剧、亲戚 、族名、化妆、植物、药物、动物、边疆、政事、职官、山川、九州”等门类，这种分门别类百科全书式的编排，在古今姓氏书上是个创举。

除了在单姓中按门目归类以外，王应麟还通过概括核心词，揭示了一些复姓的构造规律，升华了儿童对姓氏构造的认识。如“东西南北宫门乡，郭野殷唐东西方”14个字，就概括了“东宫、西宫、南宫、北宫、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东乡、西乡、南乡、东郭、西郭、南郭、北郭、东野、西野、南野、北野、北殷、北唐、东方、西方”共23个复姓。这样高度的概括，既精简了字数，减少了孩童学习负担，又揭示了众多复姓构成的规律，有助于训练孩童按事物分类能力，这符合孔子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优良传统 ，也暗合了现代心理学重视儿童分类能力培养的道理，荟集了我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宝贵经验和知识。

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无论如何下功夫，可能由于收录姓氏过多、冷僻字过多，曲高和寡，终究未能像他所编的《三字经》那样广为流传；而在姓氏方面与《三字经》、《千字文》并列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物的，是由无名氏所著的《百家姓》，合称为“三百千”，千年流传，经久不衰。

《百家姓》之所以成为千年间家喻户晓的普及读物，一是由于其特有的属性，作为蒙学课本，刚进村塾的儿童一入学便一册在手、终日诵读，焉能不熟记在心。明代学者吕坤在所著《社会要略》中特别提到：“初入社学（即村塾）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二是因其采用四言体，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上口易记；虽然内容没有文理，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读音用字，在对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宋元明清时期广为流行的蒙学识字教材，《百家姓》不详。最早在文字记载中提到的，是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年），他有《秋日郊居》组诗，其三曰：“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子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并在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但他未说明《百家姓》何人所作、何时成书？

与陆游同时稍后的学者王明清考证说：“如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详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

据他推论：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夺取北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当时全国尚未统一，摄于宋的威势，地方割据政权如南唐、吴越等国纷纷向宋称臣入贡。宋则坚持武力统一中国方针，用了十余年时间，先后灭掉各地割据政权，最后结束五代十国局面。其中李氏建立的南唐政权、钱氏建立的吴越政权先后于公元975年和978年被灭。从公元960年至978年，“钱氏奉正朔”共有18年之久。因此，王明清的结论是：《百家姓》即成书于这期间，乃吴越不知名的“小民”所编。《百家姓》以“赵、钱、孙、李”开头，是尊宋朝国姓为首，把吴越国姓放在其次。“孙”是最后归降宋朝的吴越君主钱俶之正妃，“李”指南唐李姓君主。次句“周、吴、郑、王”乃吴越开国君主钱鏐以下诸帝后妃之姓。

尽管还有一些学者存疑，如清代梁章钜在《浪迹续谈》卷七“百家姓”条说：“《百家姓》之有，自宋前无疑。”但《百家姓》于宋代盛行。所以后人大都同意王明清的成书于宋代说法。明人朱国桢说：“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朱国桢：《涌幢小品》）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枣林艺蒉》中也说：“《百家姓》相传宋人作，故首赵。”但他又说：“《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可知唐代已有《百家姓》，只是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则是宋初所编以赵姓打头的《百家姓》。清人王相在《百家姓考略》中得出：“百家姓出《兔园集》，乃宋初钱唐老儒所作。时钱俶据浙，故首赵，次钱；孙乃俶妃；李谓南唐主也。次则国之大族，随口叶韵；甘漏实多，识者訾之。然传播至今，童蒙诵习，奉为典册。”按照封建社会君权至上的客观现实来推论，如果是宋以前的《百家姓》，断不会以“赵钱孙李”开篇。所以，今人袁庭栋先生认为：记载姓氏的书籍，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历代皆有。故《百家姓》可能是宋以前就已有书，在宋初经过吴越地区文人根据当时情况加工定型。也许是众手加工、集体智慧的结晶，修订本较为成功，受到人们普遍欢迎，得以广泛流传至今。（袁庭栋：《百家姓杂谈》；载《文史知识》1989年第4期） 之后，明清两朝，都曾经由政府出面，编撰、颁布了新的《皇明千家姓》、《御制百家姓》，但均徒劳无功，在民间无法推广。

《百家姓》的宋代刻本未能传世。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元代至顺年间（约1330年）刻本《事林广记》中收录的用八思巴字注音的蒙古文《百家姓》，八思巴是蒙古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又是忽必烈大汗的国师，奉元世祖命制订了蒙古文字，脱胎于藏文字母，称为“八思巴文”。这部《百家姓》原收集姓氏411个，到了清代有《增广百家姓》，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大体上包括了日常通用的姓氏，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元代的姓氏学著作，除了八思巴字注音的蒙古文《百家姓》，还有一部《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二十二卷，无名氏编撰，以天干十字分集，每集二卷，依《广韵》次第以四声分隶各姓，末二卷为复姓，每姓俱引史传人物，摘叙大略，有的于姓末别附女德、婚姻等故事。其余则乏善可陈。

与姓氏学研究薄弱的情况相反，元代的私修族谱在宋代的基础上迅猛发展。

宋代是中国古代家族组织发展的分水岭，随着门阀士族衰落，新型的家族组织形式成为社会主体。与此相应，族谱及谱学也发生了变革与转型，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官修公谱的废绝。苏洵在《苏氏族谱·谱例》中言道，“盖自唐衰，谱学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私修族谱取代官修公谱，成为作谱的主要形式，撰修族谱的主要目的也调整以“敬宗收族”为主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苏洵创立并提倡的“五服图式”谱法（又称“欧苏谱法”）对后世修谱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后世修撰的体例典范。欧苏谱法严谨精致，包含的内容较过去的族谱更为丰富，包括谱序、谱例、世系、先世考辨、传记、祠堂记等。

宋亡元兴，元代族谱继续在宋代族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并后接明清族谱，呈现过渡的形态。但元代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有着独特的时代特色，族谱编修也体现出一些新的历史特点：

首先，元代族谱除了宗谱、家谱等名称外，又有世谱、谱、家传、庆源图、家乘、族谱图、谱牒、谱系、传家录、本支图、支派图、家谱图、世系、世系表、家录、谱略、叙族小录等名称，较宋代更加全面和完善。

其次，在元朝建立和拓展统治的进程中，一批包含多民族成分的政治家族与蒙古上层统治者一同崛起。如藁城董氏家族立有《董氏世系图碑》中记述：“国家祖宗临治，中原豪杰率其民庶，奋忠勇、籍贡赋，以自归于天朝。大者数十家，战伐功多，以显著于当时者。至于世祖皇帝之朝功成治定，列诸侯王以表崇报，子孙以世家名，赫然并著于天下者，皇多有之。”（《雍虞先生道园类槀卷之四十三·江西省参政董公（守恕）神道碑》）这些自开国伊始就跟随成吉思汗家族南征北战的“豪杰”世家群体，在元朝建立后，依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倚重。故这些家族对撰写族谱、家谱等家族文献较为热衷。如藁城董氏家族修有《藁城董氏家传世谱》，元明善撰写《董氏家传》，虞集撰《董氏世谱》；汉军世侯家族之冠的真定史氏家族修有《丞相史忠武公家传》。此外，元代四大勋贵蒙古家族之首的木华黎家族修有《东平王家传》，畏吾儿人撒吉思家族修有《高昌偰氏家传》等等。除“敬宗收族”以外，保证家族血统、传承政治利益、维持政治影响力也是他们修谱的重要原因。

藁城董氏家族立：《董氏世系图碑》

再次，与前代相比，元代族谱形式更为多样，除纸质形式外，刻石修谱也在元代蔚然成风。记录家族世系的“石上族谱”在元代多被称为“先茔碑”“世德碑”“先德碑”“家谱碑”。据日本学者饭山知保统计，现在已知的元代“先茔碑”就超过250通。元代的世家大族也多利用石刻记录家族世系。如前述藁城董氏家族立有《董氏世系图碑》，同出藁城的另一政治世家王氏家族立有《藁城王氏宗系图碑》。元代政治家族的族谱蕴含了较为丰富的元代政治史信息，如族谱所记家族世系以及成员的任官信息，往往可补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但相关研究远远不够。

明清两朝，姓氏学研究开始复苏并兴盛。明初洪武年间，吴沈等据户部黄册等所编的《皇明千家姓》，以朱姓居首，四字一句，约为韵语，共收姓1968个，推广一时，但没有留传下来。杨信民所撰《姓源珠玑》六卷，约成书于明宣德、正统年间，以洪武正韵分隶诸姓，各系古之名人于姓下。嘉靖进士陈士元，撰《姓汇》四卷，收2500余姓；后又泛采史牒姓氏，依韵目编次，共收单姓、复姓3625个，撰成《姓觽》十卷。他认为姓氏诸说，纷如乱麻，非觽（音xī，古代用骨头制的解绳结的椎子）不能解结，故名《姓觽》。嘉靖年间，杨慎撰有《希姓录》；万历举人夏树芳，因见杨慎《希姓录》“少所见多所怪，乃广其书”，编撰《奇姓通明》十四卷，搜录忠孝节义、洁行芳迹之奇人奇事，传以姓之不常见者。明万历中由凌迪哲辑撰的类书《万姓统谱》，全称《古今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附《历代帝王姓系统谱》六卷；《氏族博考》十四卷，以古今姓氏分韵排列，每姓下依时代先后辑录历代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为检查人名的工具书。明末廖用贤，汇编自周、秦至南宋人小传，仿照《万姓统谱》体例，以韵为纲，以姓为目，撰成《尚友录》二十二卷。明代还有陈湘的《姓林》五卷及托名李日华撰的《姓氏谱纂》七卷等。

凌迪哲辑撰：《万姓统谱》

到清代，康熙时也编有一本《御制百家姓》，以“孔”姓居首，满汉对音，并于每姓后标注郡望，同样也未能流行。民间则有流传较广的姓氏学通俗著作《千家姓文》（俗称《千家姓》），明末清初巢县人崔冕（字贡收）所撰，鉴于民间流传之《百家姓》文义不详，搜罗不广，故博采史书、谱传，收录单姓972个，复姓34个，共计1006姓，撰成此书。该书依照汉代史游《急就篇》及宋代王应麟《姓氏急就篇》二书体例，以姓氏诸字编排成章，以便记诵，文词也较为典雅。此书后由冒国柱加以注释，并于姓氏下注明某代有某人，但未注明出处。

当时又有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康熙朝陈梦雷等辑成初稿、而未刊行，雍正帝命蒋廷锡等重辑，雍正四年（1726年）以铜活字排印，仅印64部。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第三编为明伦编，其中的“家范典”、“氏族典”，辑有姓氏来源及名人事迹，内容繁富。乾嘉时，绍兴师爷出身的汪辉祖（1731—1807）撰有《史姓韵编》六十四卷，收录二十四史记载之人，以列传标名者为主，酌收传主的先人后裔及其它重要人物，分姓汇录，依韵编次，每人注明见于何史何传；辽、金、元三史人名有汉字译音，另为一卷，是我国较早的具有索引性质的工具书。嘉道时，张澍（1776—1847）撰有《姓氏寻源》四十五卷，收录姓氏4053个，考查诸姓起源，博采群书，依平水韵编次，改正历代姓氏书的一些错误（张澍在姓氏学贡献尤大，见前述）。清代的姓氏专著还有：雍正时熊峻运所撰《氏族笺释》八卷，收录468姓；乾隆时周春所撰《代北姓谱》；嘉庆时任若海所撰《太平图话姓氏综》；陈廷炜所撰《姓氏考略》；单隆周所撰《希姓补》五卷，系补充明代杨慎《希姓录》之作，仍以四声编次，每韵先列原编，次列增补之姓；署为“禾川南里松山逸叟颍侯氏撰”的《历朝人物氏族会编》十卷；黄本骥所撰《姓氏解纷》；李绳远所撰《姓氏谱》六卷（实系抄录明代的《万姓统谱》而成）。此外，还有根据宋初的《百家姓》改编的《增广百家姓》和《重编百家姓》等。

汪辉祖：《史姓韵编》

同样，明清时期的一些学术大家，也十分姓氏学的研究。如顾炎武，在积三十年治学所得编成的《日知录》中，有不少关于姓氏研究的论述，其中卷二十三专论姓氏，有：姓、氏族、氏族相传之讹、孔颜孟三姓、仲氏、以国为氏、姓氏书、通谱、二字姓改一字、北方门族、冒姓、两姓、古人二名止用一字、古人谥止称一字、称人或字或爵、子孙称祖父字、已祧不讳、皇太子名不讳、二名不偏讳、嫌名、以讳改年号、前代讳、名父名君名祖、弟子名师、同辈称名、以字为讳、自称字、人主呼人臣子、两名、假名甲乙、以姓取名、以父名子、以夫名妻、兼举名字、排行、二人同名、字同其名、变姓名、生而曰讳、生称谥、称君王为君；共41目，旁征博引，功力精深，涉及姓名问题的方方面面，堪称姓氏知识大全。

顾炎武：《日知录》

再如钱大昕（1828—1804），仿《日知录》，作《十驾斋养新录》，其中卷十二亦专论姓氏之学，有不少议论，订正史实，廓清讹传。尤其对私家修谱的可信度提出质疑：

“颜师古云：“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汉书晆孟传注。其注萧望之传云：“近代谱谍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钜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盖《南齐书》本纪叙述先世，以望之为何六世孙，讥其附会不可信耳。师古精于史学，于私谱杂志不敢轻信，识见非后人所及。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记近事则有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

他在这里提出了谱牒学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所能见到的谱牒，大都是宋以后以家族为主体私家修纂的，可信度究竟如何？

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战乱频仍，记载士族门第高低的士族谱牒在战乱中焚毁殆尽。晚唐诗人韦庄《秦妇吟》所描述的“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正是当时的写照。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的官方谱牒由此彻底消亡了。从五代以后，无论是士族还是庶族均无谱牒；宋代官府也不再开设谱局，人们不但不知先祖世系，也不知道稍远一点的家族间昭穆伦次。宋代理学家张载评论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张载集》中华书局版258—259页）

对于此种状况，宋朝士大夫阶层忧心如焚。为了“尊祖敬宗收族，管摄天下人心，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计，一批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文天祥都在没有旧谱的情况下，从他们能记住的先祖写起，或从父亲、或从祖父、或从曾祖父、或从高祖父开始，白手起家，主持编撰自己的家谱。欧阳修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的过程中，以“大宗之法”编修皇族家谱《宗室世系》上溯数可达八代、十代甚至百代。在修定《新唐书》过程中，他发现《宰相世系》中有关自己的远祖世系并不清楚，于是便以自己所知的五世祖为始祖，编修自家的家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录的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汇编成一部新型家谱。不久，家族显赫的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体例上都采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这就是“欧苏谱法”，重在图表的创新，使家谱的质量大大提高。加以北宋庆历年间毕升（约970—1051年）发明印刷术，为国家修史、地方修志、百姓修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平民百姓纷纷仿效“欧苏谱法”编写家谱族谱，私家修谱在宋代蔚成风气。

明初家谱的体例得到了很大发展，增加了“序、跋、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内容。自嘉靖帝推恩允许民间建祠堂以后，民间建祠之风兴起，由于姓族间的竞争攀比，使得民间祠堂的规模越来越大，一般族姓不堪重负。为缓解筹资压力，民间逐步兴起了联宗修祠之风。而联宗建祠的成功，又催生了各姓各氏的联宗修谱之风，出现了民间统宗统系的家谱，家谱的体例增加了“祠堂、祠产”的内容。从旧谱及其谱序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各个姓氏都是在明嘉靖以后才开始出现统宗统系的族谱、宗谱、大宗谱。于是发生了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乱象。

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

明末掌故学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

“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进入清朝以后，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统宗统系现象最为泛滥的时期。清朝设宗人府，掌管皇族和百官谱籍，民间族谱也一修再修。当时各姓各氏只有少数家谱采用“欧苏谱法”（“小宗之法”）；大部分家谱为彰显门第，采用宋朝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随意上溯，趋附攀援、冒接乱认的现象愈加泛滥。由于统宗统系的谱牒影响到了封建世袭、继承制度的实行。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江西巡抚辅德上奏，引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全国性谱禁。

谱禁规定：在追溯祖先时，禁止妄自攀附，只能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始祖，超过五代的上溯之祖视为伪托，朝廷分封或者选官时不仅不予采信，而且还要追究伪托冒认上祖者的欺君罔上之罪。所有新编族谱必须呈送地方官府审查，对于上溯内容有违者一律删节毁版。

谱禁期间，仅辅德在江西境内，就查出1016姓氏的荒诞不经始祖，这些家谱也全部遭到了删节或毁版处理。但这一谱禁并没有持续多久，嘉庆、道光以后，统宗统系现象再度泛滥，各姓各氏均采用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联宗修谱，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为荣，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虽然明清以后采用“大宗之法”编修的谱牒，随意上溯世系，攀援附会，荒诞不经，但清代谱牒的体例却得到充分发展。谱牒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除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传记、著述、家规、家法、家训、族规、恩荣录、凡例、字辈、谱论、科举、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20多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记述，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家谱不至中断，还规定了“三十年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清代家谱的纂修体例更系统，更完善。但其世系和世序却出现了严重混乱，为祖先封官加爵者有之，为祖先取名安讳者有之，为祖先娶妾生子者有之，为祖先添兄加弟者有之，为祖先认父攀祖者有之，以春秋末人为西周时祖先者有之，以晋朝人为春秋时祖先者有之，以宋朝人为春秋战国时的祖先者有之，以明朝人为南北朝时的祖先者有之，所谓隋唐人以宋元人为祖更是比比皆是，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鉴于此种状况，与钱大昕同时的另一位学术大师章学诚，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地方史志的纂修中，要“特表氏族”，并主张恢复官修谱牒的传统。作为中国方志学的开创人和奠基者，章学诚在其所撰传世经典《文史通义》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谱牒，主要有：篇四《说林》，外篇一《家谱杂议》，外篇二《高邮沈家家谱序》、《嘉善茜泾谱氏支谱序》、《刘忠介会年谱》叙、《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外篇三《论文上奄山尚书》、《与吴胥石简》、《与刘七宝昆第论家传书》、《与冯秋山论修谱书》、《与胡孚中兵部》、外篇四《州县请立志科议》、《和州志·氏族表》《和州志·舆地图》、外篇五《永清县志·氏族表》序例、《湖北通志》凡例、《湖北通志·族望表》等。

章学诚重视谱学，与他对谱牒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分不开，他认为谱学基本的社会功能是“典世系、辨昭穆，别贵贱、识尊卑”，而世家大族是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其社会作用不容低估，并进而分析其原因：“夫合人而为家，合家而为国，合国而为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为家始也。家不可悉数，是以贵士卒焉。夫以世族率齐民，以州县领世族，以司府领州县，以部院领司府，则执简驭繁，天下可以运于掌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

章学诚对谱牒的重视，还与他有着浓郁的“家国天下”情怀有关，他在《和州志· 氏族表·序例》写道：“夫比人斯有寡，比家斯有国，比国有天下；家谍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天下万物，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重于族。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他指出以往方志地理之书缺乏这类记载，所以寄希望于谱牒：“记传之别，或及虫鱼；地理之书，必征土产。而于先王锡土分姓，所以重人类而明伦叙者，阙焉无闻，非所以明大通之义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

他还考察了谱牒和谱牒学沿革的历史：谱牒在西周时即掌于史官；魏晋时即便大力推崇门阀郡望，也有专官掌管谱牒，无可厚非；但至宋以后，谱牒不再掌于官，“漫无统绪矣”。（《章氏遗书》卷二十一《高邮沈氏家谱序》）而谱牒学作为一门学问，在郑樵《通志·氏族略》之后，也已无人为继，成为“史部之阙典”了。（《和州志·氏族表·叙》）因此，他提出两点主张：一、谱牒仍归于官掌；二、编史修志时，史志书中应尽量编入谱牒的内容。

第一点的理由是：“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不可不知所务者也。”而且，“征文考献，馆阁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一旦“或有谱牒散亡，可以借此征彼。”（《和州志·氏族表·叙》）同时，“谱牒掌之于官，则事有统会，人有著籍，则天下大势可以均平也。”（《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

至于第二点，章学诚认为：“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章氏遗书·方志略》）谱牒是一家之史，是史的一个部分；谱牒修撰应该和方志一样，为修正史提供资料。既然是史，还必须要讲求史法：“惟修谱本为家史，体例自有一定，岂得出入任情，茫无成法欤？”（《章氏遗书》卷二十三《家谱杂议》）正是因为看到世家和贵族在封建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在方志引入谱牒学成果时，要“特表氏族”，加以突出记载。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主修《和州志》时，创设《氏族表》，修《永清县志》加《士族表》，修《湖北通志》加《族望表》。

值得一提的是，在修方志、编谱牒的过程中，章学诚还坚持“疑以传疑”“阙疑征信”的严谨治学精神：（1）对于不可忆之事应该用“疑以传疑”之法，不当凿实其事，也就是今天的“存疑”、不做定论。（2）“阙疑征信”就是在史实不清楚或有缺失、疑问之处，应严谨细致，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反复考订求证。这也为考据学派“无征不信”做了最好的注脚。

民国时期修谱，基本因袭了清代修谱的体例，在统宗统谱方面还发展了清代修谱的陋习。在姓氏学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两部姓名学专著：袁裕业根据日本学者田崎仁义《天下王道研究》部分内容编译的《中国古代氏姓制度研究》，较全面叙述了姓氏的发生，认为“氏为血缘或地缘集团之名称”，“姓为母系氏族之遗意”，氏族先于族姓而产生。杨坤明撰写的《中国姓名学》，虽首次提出“姓名学”概念，但因受唯心论影响，认为姓名学是“专系研究精神资能之活动与姓名文字之灵理暗示而自动形成主观的后天之命运现象之学问也。”语言晦涩，且荒诞不经，在学界和社会几乎没有影响。

1949年以后，编修谱牒等宗族文化活动基本停止。1950年代初，丁山撰《姓与氏》一文（载《新建设》第3卷第6期），该文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影响，认为“姓是母系血统的氏族遗迹，而氏是父权时代的氏族组织。”1951至1957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杨希枚研究员，先后发表有关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先秦赐姓制度研究、联名制研究的系列论文，探讨上古先秦姓氏问题，提出：先秦所谓“赐姓”不仅有别于“命氏”，而且与汉唐以来所谓“赐姓某氏”实为同名异实的两种制度。姓字分言曰子、曰姓，合言为“子姓”，泛言曰“百姓”；分言曰族或姓，合言曰“姓族”；分言曰民或姓，合言曰“民姓”。所以，将“百姓”解释为“百官”或者“贵族”是缺乏根据的。所论很有见地。（按：杨希枚先生1980年从台湾中研院退休，于1981年前往北京定居，并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并继续从事先秦等史学研究。于1993年病逝北京。）同时期在大陆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从事历史人物研究和社会风俗研究的著述中，也十分重视姓氏研究，他曾归纳出姓名制度的几条原则（特点）：一、“名与字可以共用一个汉字”；二、“吾国人之名与字，其意义多相关联”；三、“号间亦与名有关，如谦斋之号牧斋，即是一例，但此非原则也。”（参见：张荣芳等：《